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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拍坡時期偉大的軍事實踐-奠定戰爭勝局

內戰剛爆發時,敵我力量對比十分懸殊。國民黨軍隊的總兵力約430萬人,人民解放軍的總兵力只有127萬人。國民黨政府統治著約占全國76%面積,3.39億人口的地區,控制著幾乎所有的大城市;而解放區的土地面積只占全國的24%,人口約1.36億。所以內戰剛開打,蔣介石說:“一切可能之條件,皆操之在我,我欲如何,即可如何。”提出三到八個月消滅共產黨。從雙方實力對比看,這句話不是夸張,按一般的軍事公式計算也就需要三四個月。人民解放軍的實力不如國民黨,但是為什么最后人民解放軍能夠戰勝強大的國民黨軍隊?周恩來說,毛澤東在世界上最小的指揮部里,指揮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解放戰爭。一不發錢,二不發槍,三不發人,靠天天往戰場發電報,把敵人打敗了。老百姓說,當年毛澤東在西柏坡住的地方好,這個山頭叫老鼠嶺,貓逮耗子,一逮一個準,所以毛澤東必勝。其實決定戰爭勝敗的關鍵因素是人心向背。

一、從戰略上看

毛澤東本來不是軍人。他自己說過:“我是一個知識分子,當一個小學教員,也沒學過軍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國民黨搞白色恐怖,把工會、農會都打掉了,把五萬共產黨員殺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們才拿起槍來,上山打游擊。”而蔣介石是一名軍人,先后在保定軍官學校和日本士官學校學習過。在大陸期間,他任職最久的職務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很多人往往用“委員長”這個稱呼來代表他。但從其一生來看,他長于政治權術,而軍事指揮能力卻未見高明。細看國民黨各派的內戰中,蔣介石雖然先后打敗李宗仁、馮玉祥、唐生智、閻錫山、十九路軍、陳濟棠等,但主要依靠的是政治分化和金錢收買,而沒有表現出高超的戰略指導和作戰指揮能力。

蔣介石這個人注重細節,注重小事,大事上反而看不到了。1948年國民黨召開國大選總統,本來蔣介石想讓孫科(孫中山的兒子)當選,結果李宗仁選上來了。李宗仁向蔣介石請教在就職典禮上的服裝問題,蔣介石說應該穿西裝,李宗仁感到很懷疑,因為在國民政府舉行活動的正式場合,一般穿長袍馬褂,雖然懷疑,但李宗仁還是緊急做了一身西裝,就在西裝做好之后,蔣介石突然告訴李宗仁說:“西裝不合適,在戰亂時期,最好還是穿軍常服。

5月20日,就職典禮開始。蔣介石來到主席臺,李宗仁發現自已上了當,原來蔣介石不穿軍常服,而是長袍馬褂、旁若無人地站在臺上,李宗仁穿著軍常服,就好像是蔣介石的馬侍一樣,哪里還像個副總統的樣子呢!李宗仁后來回憶說:“我當時心頭一怔,但再一思索,我立刻挺胸昂視,豁然若釋,因為蔣先生以一國元首之尊,在這種小地方,他的態度卻不能放寬,其為人如何也可想而知了。觀禮人員,誰不清楚蔣介石的作風,大家既然明了,這種尷尬的場面與其說使我難堪,毋寧說他自己難堪罷了。將來史家秉筆直書,勢必蔣先生本人在歷史多其難堪的一筆而已。”

而毛澤東不拘小節,更加注重大的方面,是真正的戰略家。毛澤東很喜歡讀德國軍事戰略家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這本書講打敗敵人有三項指標一是占領敵人的地區;二是消滅敵人的力量;三是擊垮敵人的意志。在這三個指標里邊,最主要的目標是消滅敵人的力量,這一點毛澤東把握得非常準確。毛澤東在解放戰爭時期指揮打仗過程中,從來不以占領地區和城市為主要目標,而以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毛主席領導的黨中央在一開始就分析了國民黨在軍事上的長處和短板,提出了十大軍事原則,其核心是打運動戰和殲滅戰。人民軍隊在作戰戰略上是“以一當十”,而在戰術上卻是“以十當一”。這是黨領導人民軍隊克敵制勝的根本法則之一。對于我們的戰略,毛主席在1964年接見外賓的時候談得非常形象,當時外賓請教毛主席打勝仗的訣竅是什么,毛主席告訴他:打仗沒有什么巧妙的,簡單說兩句話,打的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打得贏,集中優勢兵力消滅敵人,集中五個指頭割他一個,割一個他少一根,所謂割掉指頭就是把敵人搞過來,除打死打傷外,把官兵、槍支、彈藥都拿過來,這叫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走得遠一點,使敵人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

蔣介石雖然也讀了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但他卻是以占領地區和城市為主要目標。蔣介石當時制定的戰略是要先占領交通線,而要占領交通線就要占領城市,所以第一步就是占領都市和交通點,然后再根據這些點控制全國的交通線,將共產黨分割包圍在狹窄的區域內,聚而殲之。這是一種由點到線,由線到面,將共產黨分割包圍在一個個小的區域里,然后一個一個吃掉的戰略。在以上戰略思想的指導下,表面上國民黨軍隊占了大便宜。殊不知,由于其作戰目標是在廣闊的進攻面下以占領點、線為主,從而使自己背上了守備的沉重包袱,分散了自己的力量,導致占地越多,則被牽制的兵力就越多,機動兵力也越少,既給對手造成打擊目標,也使自已疲于應付。國民黨軍隊的這一致命弱點很快就被中共發現了,毛澤東分析認為:“在軍事上,蔣軍戰線太廣與其兵力不足之間,業已發生了尖銳的矛盾。此種矛盾,必然要成為我勝蔣敗的直接原因。”

蔣介石戰略思想的第一個基點就是認為共產黨會負隅抵抗,結果我們根本就沒有固守,四個多月我們所控制的一百多個城市全丟了,后來延安也棄守了。這一戰略不僅成功破解了國民黨的進攻,而且這些被占領的城市還成了套在國民黨脖子上的一條枷鎖,它越前進勒得越緊。為什么這么講呢?因為占領了一個城市就要派人駐守。比如占沈陽、長春得留一個軍,占領張家口、鞍山得留一個師,占一個縣還要留一個連,所以它的兵力雖多,但是大量地放在這些城市上,也就意味著一線打仗的兵力減少了。

國民黨起初搞的是全面進攻,后來又調整為重點進攻--進攻陜北和山東。毛主席就跟胡喬木講:蔣介石兩個拳頭(指陜北和山東)這么一伸,他的胸膛就露出來了。所以,我們的戰略就是要把這兩個拳頭緊緊拖住,對準他的胸膛插上一刀。這一刀就是劉鄧大軍挺進中原。1947年6月,劉鄧率晉冀魯豫野戰軍十余萬人強渡黃河、淮河等天險,千里躍進大別山,實現了打到外線的作戰目標,蔣介石想要阻斷劉鄧大軍的想法破滅了。因此,蔣介石雖然使出了全身本領,但是他的主要作戰方向在東北、華北、蘇北、西北間徘徊不定,最終全面進攻不全面,重點進攻無重點。而我們黨是咬定青山不放松,堅持打殲滅戰和運動戰,按照粟裕的話講就是哪里好消滅敵人就在哪兒打,什么時候好消滅敵人就在什么時候打,什么敵人好消滅我們就打什么敵人。蔣介石到臺灣后,開了一次軍事總結會,總結為什么在大陸失敗,為什么打不過共產黨,總結了兩點原因,一是犯了戰略性錯誤,二是軍隊內部的腐敗。

二、從戰術上看

雖然我們在軍事戰略上大大地超過了國民黨,但是戰略的有效運用還需要戰術的合理配合。戰術有很多,比如戰場指揮、戰區協同、軍隊素質和情報策反工作等等。

(一)戰場指導

蔣介石喜歡越級指揮,這個毛病誰都清楚。在1944年5月,蔣介石給第一戰區作戰的第14集團軍總司令劉茂恩等人發的一個作戰指

示上,僅電報抬頭上面就寫著蔣長官轉第14集團軍總司令劉茂恩等等,從總司令、副總司令、軍長、副軍長、師長、副師長發給了20多人,這到底是讓誰拿主意,讓誰指揮呢?這本身就是一種不分層級的指揮,嚴重地限制了一線指揮員的靈活性和主動性。有時候,蔣介石甚至直接越過高級將領,電話遙控直接指揮前線怎么打仗指揮完以后還要罵這些高級將領無用,居然對戰場的信息都不知道,還要打電話來問他。有一天蔣介石在日記里說今天手很酸,因為電話指揮前線作戰,四五個小時沒放下來。最后戰役失敗了,作為最高統帥的蔣介石則一味地指責別人,從來不反省自己的責任。

時任南京政府副總統的李宗仁在海外口述的回憶錄中說:“蔣先生既不長于將兵,亦不長于將將。但是他卻喜歡坐在統帥部里,直接以電話指揮前方作戰。”“蔣先生的判斷既不正確,主張又不堅定。往往軍隊調到一半,他忽然又改變了主意,益發使前線紊亂。蔣先生之所以要這樣做,實在是因為他未作過中、下級軍官,無戰場上的實際經驗,只是坐在高級指揮部里,全憑一時心血來潮,揣測行事,指揮系統就亂了。”這個評論是很中肯的。

李宗仁又說:“凡是中央系統的將領都知道蔣先生這項毛病。他

們知道奉行蔣先生的命令,往往要吃敗仗,但是如不聽他的命令,出了亂子,便更不得了。所以大家索性自己不出主意,讓委員長直接指揮,吃了敗仗由最高統帥自己負責,大家落得沒有責任。將領如果是這樣的庸才,當然不能打勝仗,而蔣先生偏偏喜歡這樣的人。”

而解放戰爭時期,中央軍委的作戰電文突出了兩大特點:第抬頭簡潔明了,基本上是一個人名再加個冒號;第二,內容上看多是請考慮、建議或意見,毛澤東常常用商量的口氣和戰區的司令員、政委們商討戰策。“以上意見妥否望復”“對該電內容哪些可以實行,哪些與情況不符不能實行,表示你們的具體意見”“你們另有何種更有效之方法,盼告”等,讓一線指揮員參考,給他們意見,讓他們靈活去掌握,放手去打。我們看一看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發給各解放區的電報,就可以知道統帥部對前線指揮的尊重,并賦予其臨機處置的權力。1947年以來,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密切關注山東戰局的發展,連續致電陳毅、粟裕,從戰略思想上給予提示,但怎么打,則不干預。5月12日電文說:“敵五軍、十一師、七七十四師均已前進。你們須聚精會神選擇比較好打之一路,不失時機發起殲擊。究竟打何路最好,由你們當機決策,立付施行,我們不遙制。”

194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提出將山東野戰軍和華中野戰軍合并統一指揮,電文說:“山野華野兩軍集中行動,兩個指揮部亦應合一,提議陳毅為司令員兼政委、粟裕為副司令員、譚震林為副政委,如同意,請即公布(對內)執行。”

又如1948年12月18日,毛澤東為中央軍委起草給陳毅、粟裕的電報:“第二步作戰,似以集中主力殲滅魯南之敵,并相機收復棗(莊)嶧(縣)臺(兒莊),使魯南獲得鞏固,然后無顧慮地向南發展,逐步收復蘇北、蘇中一切失地。究應如何,望按實情處理。”

對于挺進大別山,遠離統帥部的劉鄧,黨中央更是給予了十分的尊重。1947年8月9日中央軍委致電劉鄧,授權他們:“情況緊急不及請示時,一切由你們機斷處理。”11日又電:“一切決策臨機處理,不要請示。淮海戰役期間,1948年11月7日中共中央軍委致電粟裕,指示非有特別重大變化,不要改變計劃,愈堅決愈能勝利。在此方針下,由你們機斷專行,不要事事請示。”這就給了前線指揮員極大的信任與主動權。

(二)戰場協同

1947年5月15日國民黨軍整編74師在孟良崮被圍,人民解放軍

各縱隊團結合作,于5月16日全殲敵人,在軍事戰線上給國民黨政府和蔣介石以沉重打擊。張靈甫率領的整編74師是國民黨軍隊中的王牌,全面內戰爆發后,調出南京,作為進攻華東解放區的主力,在攻占淮陰、漣水、沭陽、臨沂時都充當主攻的角色,他們素來驕橫,自稱“有七十四師,就有國民黨”,甚至有人吹噓:“有十個七十四師,就可以統一中國。”孟良崮戰役中,國民黨各路大軍本來是平行推進,結果由于各部隊進展快慢稍有不同,形成了一個弧線,74師就在弧線的頂端。當74師被包圍的時候,距左翼的整編25師(師長黃百韜)僅4公里,距右翼的整編83師(師長李天霞)也只有6公里。但是由于國民黨軍隊派系林立,矛盾重重,見死不救,致使張靈甫滅亡。張靈甫在給蔣介石的電文中稱:“以國軍表現于戰場者,勇者任其自進,怯者聽其裹足,犧牲者犧牲而已,機巧者自為得志,賞難盡明,罰每欠當,彼此多存觀望,難得合作,各自為謀,同床異夢……匪誠無可畏,可畏者我將領意志之不能統耳。”

而我們是怎么打的呢?我們打殲滅戰更需要各部隊的配合。在大別山期間,劉鄧大軍面臨無后方作戰的重重困難,但是仍然堅持與幾倍于己的敵人周旋,目的就是為了吸引敵人,減輕其他解放區戰場的壓力,鄧小平當時就對陳錫聯說:“我們多背一些敵人,多忍受一個時期的艱苦,拖住敵人幾十個旅,就能使陜北、山東的兄弟部隊騰出手來,大量消滅敵人。……這是個關系到全局的戰略行動。”

為了讓東北解放軍更好地發動遼沈戰役,中央軍委曾命令華北的羅瑞卿、楊成武兩兵團發動綏察戰役,迫使傅作義集團不得不以十幾個師的兵力忙于應付,而僅能用五個師去增援錦州,且被我軍有力地阻止于塔山,這樣,便在戰略上有力地配合了遼沈戰役。”

淮海戰役即將取得完勝之時,為了使東北野戰軍和華北第二、第三兵團完成對平、津、唐、張之敵進行分割包圍的部署,阻止國民黨軍隊從海上南逃的圖謀,中央軍委命令淮海戰場暫停對杜聿明集團的圍殲,并作出“兩星期內不作最后殲滅”的戰略部署。淮海、平津兩大戰場,雖遙距數千里,但其相互間的協調配合,大大加速了人民解放戰爭的進程。

看遍解放戰爭的戰史,雖然各部隊之間也有自己的考慮,按我們今天的話講有點部門利益,但是卻沒有見死不救的事情發生,跟國民黨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三)軍隊素質

戰略一旦確定,執行至關重要,這就需要一支高素質的戰斗部隊。高素質不僅包括過硬的軍事素質,還包括過硬的政治素質。人民解放軍首先是通過練兵提升了人民軍隊的軍事素質。為了提高人民軍隊的軍事素質,各部隊利用作戰間隙,開展了形式多樣的練兵運動。練兵項目以提高射擊、刺殺、投彈等技術程度為主,提高戰術程度為輔,特別著重于練習夜戰。其次,各戰區以抗大分校為基礎,建立軍政大學或軍政干部學校,以及各類軍事干部學校,培訓了大批軍事骨干,也成為人民軍隊提升軍事素質的一個重要方面。

其次通過三查三整提升人民軍隊的政治素質。現代管理學主張信仰決定戰略執行力。在軍事上也是如此。戰爭既是軍事的較量也是政治的較量。交戰雙方誰能夠很好地把政治運用于軍事,特別是能夠通過政治手段鼓舞人民的信心、激發軍隊的士氣,團結凝聚一切力量服務于戰爭,誰就有可能揚政治之長、避軍事之短,也就多一份勝算。所以,政治工作是軍隊建設和發展的靈魂。

當時許多國民黨的將士都很疑惑,自己究竟是為什么而戰。早在1947年3月12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就在給美國國務卿的報告中寫道:國民黨政府軍“沒有士氣,他們不理解為什么而戰”;在7月17日的報告里又說:“日甚一日的不祥之兆,正瓦解軍心。”蔣介石也不得不正視現實,在1948年8月的軍事檢討會議上承認國民黨軍隊“革命的信心根本動搖,責任觀念完全消失”。后來蔣介石在總結國民黨兵敗大陸的教訓時,又進一步指出“政治訓練的缺乏”是其一,士兵“不知為何而戰”則是根本原因。

然而,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解放軍何嘗沒有面對過類似的問題呢?在解放戰爭爆發初期,人民軍隊的政治工作遇到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不少干部戰士不清楚為什么要同國民黨軍隊作戰,為什么要打蔣介石。有的提出:“以前我們唱歌子‘打走日本好回家’,現在怎么還不讓回家?”有的干部戰士存有和平幻想,不清楚對蔣介石的政策為什么由以前的“洗臉”轉向“砍頭”。特別是隨著解放戰爭的發展,大批國民黨俘虜兵補充到解放軍中來,他們更是認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顯然,為誰扛槍,為誰打仗,為什么參加解放軍的問題,在不少官兵的思想中沒有真正得到解決。從根本上講,這是階級覺悟不高的表現。這種思想上的混亂對人民解放軍的戰斗意志不能不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在各解放區開展整黨工作的同時,從1947年冬至1948年秋,人民解放軍也從階級教育入手,運用訴苦三查(查階級、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頓組織、整頓思想、整頓作風)等方法,在全軍普遍開展了新式整軍運動。通過這一運動,解放軍戰士已經由樸素的階級感情上升到為全中國人民謀利益的高度,知道了自己為誰、為什么而戰。提高了廣大干部、戰士的階級覺悟,激發了他們的革命斗志,所以說我們的士兵在解放戰爭中的那種精神氣質、士氣,令國民黨官兵不可理解。

教育還改造了大約80萬從國民黨軍隊中俘虜過來的士兵,提高了部隊的戰斗力,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為奪取解放戰爭勝利做了準備。解放戰爭時期我們俘虜國軍410萬,70%成了解放戰士。這在世界戰爭史上都是一個奇跡。以戰養戰,不是中國共產黨人發明的,孫子兵法上就有。國民黨也想用,但是用不起。國民黨第74師,曾收編過共產黨3000俘虜,蔣介石當面警告張靈甫:匪軍俘虜絕對不能收編。張靈甫覺得:怎么不能用啊,俘虜中有許多是我軍過去被俘過去的,而且也不是拿來補充戰斗兵,只是作雜役兵,想必沒有關系。這是1946年7月的事。一年后,在1947年5月的孟良崮戰役中,即發生了“雜役兵乘機鼓噪,裹脅官長的事情”。這個事情令蔣介石痛心疾首,嚴令國軍不可收編俘虜。國民黨做不成的事,為什么共產黨就做成了?共軍被國民黨俘虜1年,仍能人在曹營心在漢。國軍被共軍俘虜1夜,第二天就能成作戰英雄。這里面的關鍵是什么?工作方法。剛開始,我們做俘虜兵的思想工作多是從正面講,講國民黨反動派怎樣賣國獨裁,怎樣發動內戰這些大道理。結果道理很對,但效果不好。國軍一直接受的教育是什么?與共產黨作戰是“為中華民族的生存而戰,為世界人類的公理正義而戰”。這是蔣介石教育出來的。好,都是大道理,憑什么信你,而不信我的?這樣講肯定不行。后來大家就發現,這些俘虜兵都是貧苦人出身,普遍痛恨地主惡霸。這樣,我們就改變了工作方法,開始倒過來講,先從士兵親身受過的剝削壓迫講起,讓大家訴苦,然后再找苦源、挖苦根,讓大家認識到蔣介石是地主老財的總代表,要徹底翻身過好日子,就得跟著共產黨,打倒蔣介石。這就行了,把遠大理想和他的切身利益連起來了。這一倒過來講,國民黨兵的階級仇恨和政治覺悟就有了,就成解放戰士了。新式整軍運動使得人民解放軍成為一支有堅定信仰的部隊,并最終使共產黨的精神力量壓倒了國民黨的物質力量。周恩來指出:“解放戰士在世界軍事史上是罕見的。改造敵人的兵來打敵人,這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才能做到。這說明我們的政治工作做得好,俘虜政策正確,使解放戰士懂得打仗的意義,不是為任何個人而是為整個勞動人民而戰,從而調轉槍口自覺地向真正的敵人拼命。這是我們人民解放戰爭的一個特點”。

所以,1948年1月,毛澤東在聽取部隊有關訴苦三查運動的匯報時,高興地說,我們從中央蘇區起,就想找到一個教育俘虜兵的好形式,這次訴苦三查的辦法把這個問題解決了。朱德也在同年8月指出:“在軍事上爭取俘虜的成功(現在我們的軍隊有百分之六七十是解放戰士),這是一個大勝利。”一位美國學者則把整軍運動稱之為“世界上任何一支軍隊都沒有過的政治手段”。他認為,“這樣的集體訴苦比指揮員或是政委的任何說教都更有感染力,這樣的教育是絕對不可以低估的,更是任何人也模仿不到的,倘若蔣介石也讓他的士兵起來訴苦,士兵恐怕定會起來反抗他們的長官”。

新式整軍運動是解放戰爭爆發以后規模最大、時間最集中、成效最高的整軍運動,對提高人民解放軍的政治素質和軍事戰斗力起了難以估量的重要作用。在這次運動中,產生了一首名為《我為人民扛起槍》的軍歌,通過對“我為誰人來打仗”“我為誰人扛起槍”的回答,反映了人民解放軍指戰員高度的政治覺悟。歌中唱到:“為了爹,為了娘,為了自己來打仗;為了你,為了他,我為人民扛起槍。我為人民求解放。”這表明,解放軍戰士已經由樸素的階級感情上升到為全中國人民謀利益的高度,都知道自己為誰為什么而戰。可以說,新式整軍運動使得人民解放軍成為一支有堅定信仰的部隊。而堅定的政治信仰又為西柏坡時期人民軍隊紀律的貫徹執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知道自己為什么而斗爭的軍隊,是不可戰勝的軍隊。一個政治集團,不是為信仰而來,而是為利益而來的時候就非常可怕。當利益大于代價的時候,呼嘯而至;當某一天代價大于利益的時候,需要你為此擔當的時候,就會作鳥獸散。換言之,倘若一個政治集團,沒有政治信仰,只靠利益來吸引的話,這個政治集團將會一觸即潰。國民黨及其軍隊就是這樣一個沒有信仰,只有利益的集團。

(四)隱蔽戰線的情報策反

解放戰爭時期,我們的隱蔽戰線工作做得非常漂亮。毛主席后來有過一個判斷,他認為隱蔽戰線的工作對全國解放戰爭的勝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解放戰爭時期隱蔽戰線搞得特別好,在國民黨的黨政高層系統中都有我們的人。比如沈安娜,她的工作是國民黨中央黨部機要處速記員,從1938到1949年歷屆國民黨中央全會、中央常委會、國防最高委員會會議和軍政會議上,沈安娜都是負責速記,并從未暴露,被譽為“按住蔣介石脈搏的人”

郭汝瑰當時是國民黨國防部作戰廳的廳長,一般國民黨最高作戰計劃都是由他來完成,他完成的作戰計劃一份送給蔣介石,一份就送給了毛澤東。國民黨一些將領也察覺到這個問題,杜聿明指著郭汝瑰的鼻子罵,說你這個郭小鬼一定是共諜,發的命令凈是把我們往共軍包圍圈里送。

有一次杜聿明忍不住向蔣介石告狀,說郭汝瑰一定是共匪的特務,蔣介石很驚訝,說有何根據?他說這個郭小鬼一不貪財二不好色,連家里的沙發都打上補丁,我已經夠清廉了,他比我還清廉。但是蔣介石仍然對郭汝瑰深信不疑,可郭汝瑰卻害怕了,為了自保就檢舉他下面作戰處的處長劉斐是共諜,意思是說作戰計劃是他泄露出去的。令他沒想到的是,解放后卻和劉斐在政協會上重逢,這時才知道劉斐也是共產黨的間諜。

解放戰爭時期,我們策反了國民黨少將以上將領1400多人。比如1947年萊蕪戰役,整46師師長韓練成在解放軍敵工干部策動下,臨陣放棄指揮脫離部隊,結果致使敵方指揮混亂,三天被我們消滅了五萬六千人。消息一傳到濟南,國民黨第二綏靖區的司令長官兼山東省政府主席王耀武非常氣憤,他說:五萬多人,不知不覺三天就被消滅光了,老子就是放五萬頭豬叫共軍抓,三天也抓不完。更為精彩的是,韓練成臨陣放棄指揮后并沒有回到解放區,而是來到了南京,稱自己是只身脫逃,成功脫險,蔣介石不但相信了,還給了一個國民黨第八綏靖區副司令長官的要職,繼續為我們黨工作,到1949年的時于候才回來,1955年被授予了中將軍銜。

當然,我們絕不能過分夸大情報策反工作的作用。懂得戰爭史的人都明白,決定兩軍勝負的是實力,情報只能起輔助作用。若政治、軍事、經濟實力都不濟,縱然了解到對手的詳細情況,想取勝同樣無計可施。中國共產黨贏得戰爭的決定性因素,是土地改革后那些戴著大紅花參軍的數百萬翻身農民,是上千萬民工所推的獨輪車和肩上的扁擔。隱蔽戰線獲得的情報起到的只是加速劑的作用。

 

正是依靠這些正確的戰略戰術,我們由弱變強,由小到大,終于打敗擁有優勢裝備的國民黨反動軍隊,實現了戰爭局勢的驚天逆轉,最后贏得了奪取全國政權的偉大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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