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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大老學員追憶漿水歲月

邢臺市邢臺縣漿水鎮前南峪村。

1940年底,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總校轉移至這里,三年間,培養了大批軍政干部。

1997年,前南峪人在這里建館,一座全國建館時間最早、規模最大,全面反映抗大校史的陳列館依山而立。

從2016年開始,陳列館專門組織力量,對當年的抗大老學員進行了走訪和史料發掘。

老學員的講述,也將人們帶回到那個不屈抗爭的烽火歲月。

為了不當亡國奴

“爺爺(奶奶),能不能唱一遍抗大校歌?”

“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人類解放,救國的責任,全靠我們自己來擔承……”98歲的原總政歌舞團團長吳因老人(今年1月去世),越唱聲音越高。

唱到結尾,他一次又一次地重復唱道:“勞動者的先鋒,勞動者的先鋒,我們是勞動者的先鋒!”這位曾擔任抗大總校文工團音樂指導的老人激動地說:“我們不僅要為中華民族的解放去勇當先鋒,更要為全世界的勞動者的解放而勇當先鋒,這就是抗大的使命。”

四分之三個世紀的光陰,淡化了老人對許多往事的記憶,卻沒能使他們稍稍遺忘這同一首歌曲。

這首歌,傾訴了這些耄耋之年的老學員,當初從天南海北共赴抗大的深情。

如今104歲的王金革,來抗大之前,曾是一名舊軍人。

“我6歲以前,住在鴨綠江口。能看到的就是對面的朝鮮。”王金革說,他從小就見過日本統治下朝鮮人民的苦難生活。

這樣的印記沒有隨著年齡增長而淡化,反而隨日軍的侵略而愈發沉痛。“九一八事變后,東北丟掉了,一二九運動后,反內戰的情緒高漲。”終于,王金革不滿當時蔣介石的攘外安內政策,在韓復榘的三路軍里,通過地下黨員的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后輾轉來到抗大一分校。

99歲的劉光軍,當年則是兄妹5人一起來到抗大的。

1937年底到1938年初,劉光軍兄妹5人或拋工作、或棄學業,從老家廣東奔赴延安。在近一個月的行程里,他們有時搭車,有時徒步,有時還遇到日寇的飛機轟炸,歷經千辛萬苦才到達延安。除三哥劉如心抵達延安后不久被派往英國深造外,其余4兄妹均留在抗大學習。

“父親一貫支持革命事業,大哥劉夢暉、三哥劉如心很早入黨,常對兄弟姐妹進行抗日宣傳教育。”劉光軍說。盧溝橋事變爆發后,劉光軍兄妹想去延安抗大學習打鬼子。“父親得知我們的想法后,非常高興,說:‘沒有國,哪還有家呢?你們兄妹去打日本鬼子,是報效國家,好得很。’”

報效國家,是他們共同的選擇。

“1939年,我16歲,一個歡蹦亂跳的女孩子,為了不當亡國奴,從這個大門走向了革命。”曾在回顧往事時寫下這句話的老人,今年94歲,名叫鄭織文,是抗大總校第五期學員,出生于河南官宦門第、書香世家。

“一二九運動對我們這一代人是一次深刻的愛國主義啟蒙教育,奠定了無數青年學生走向革命的思想基礎。我就是其中的一個。”鄭織文回憶。1935年12月9日,北平(北京)大中學生數千人舉行了抗日救國示威游行。正在開封求學的鄭織文,和當地大中學生一起,參加了開封學生游行。后來鄭織文對延安愈加向往,并于1939年1月,瞞著大姐偷偷離家出走,投身革命。

為不當亡國奴,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他們背井離鄉,走進抗大,義無反顧地走進了這座“革命熔爐”。

抗大學員在漿水

2016年正月初三,94歲的辛良志老人從邯鄲來到邢臺,站在抗大陳列館前。

老人看著通往陳列館的路,想起了往事。“我們當時在這里的時候,只有一條街,村口有站崗的。進村以后這一條街北邊是住戶,南邊也是住戶,就這一條街。”

如今的辛良志走路需要攙扶,已經很少出門。但在陳列館前,他固執地拒絕了大兒子的攙扶,一步一步,緩慢而莊重地踏過了陳列館前的108級臺階。

1940年11月4日,抗大總校轉移至邢臺縣漿水鎮一帶。當時,校部設在前南峪,政治部在漿水,供給處在河東,醫院在桃樹坪,衛生處在安莊,文工團在漿水。在這里,抗大開始了建校以來的正規化辦學和建設,并指導全國各個分校改進工作,先后培養了十萬多名德才兼備的軍政干部。

辛良志是在1941年底,跟隨抗大總校特科大隊來到前南峪的。當時特科大隊下設三個分隊,一個是他所在的工兵隊,一個是學醫為主的女生隊,一個是炮兵隊。

“我們穩定下來以后,開始上主要的課程。政治課程主要是《政治經濟學》《社會發展史》《辯證法唯物論》等。”說起所學課程,老人記憶猶新。

也正是在漿水期間,辛良志開始系統學習工兵知識,包括散兵坑、坑道、爆破、筑路、架橋等工兵隊的專業課程。“攻城的時候城墻很厚,怎么辦?一個是炮轟,另一個就是用炸藥炸開。還學挖地道,從城外挖到城里。行軍的過程中過河怎么辦?就要學習架橋的技術。下雨道路泥濘怎么辦?就要學筑路。”辛良志說。

1942年,辛良志即將結業的春天,抗大附設陸軍中學在漿水成立。

“陸軍中學學員平均年齡十四五歲,是抗大年齡最小的一支隊伍。學文化、學軍事、學開荒,什么都學,在太行山下邁出了成為軍人的第一步。”如今92歲的張書琴,曾就讀于陸軍中學。老人回憶說,當時陸軍中學下設6個學員隊,約800人,這些小學員是被作為建國人才培養的,因此有“建國大隊”之稱。

“我父親何長工說過,‘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階段,抗大是在漿水川度過的,是漿水人民養育壯大了抗大,對此我們永志不忘。’”何長工的兒子何光暐說。

漿水辦學環境雖已有所改觀,但學員們學習、生活的條件是極其艱苦的。

“鹽比金子還貴。”當時,由于敵人封鎖,食鹽短缺,一個學員給發一個鹽包掛在腰上,辛良志舍不得吃。辛良志每個月有一塊錢的零用錢,竟也沒東西可買。“干啥用呢?哪個學員病了,到老百姓家里買點面,做點面湯喝。有時買點雞蛋、核桃、柿餅等,大家一塊兒吃。老百姓好到什么程度,給老百姓一毛錢,老百姓給我們好幾斗核桃。”

夏天,學員們在樹蔭下、打谷場上聽課。冬天,破廟、祠堂或老百姓的羊圈就成了他們的課堂。沒有黑板,借來老鄉的門板;沒有粉筆,就挖白土搓成細條曬干代替;沒有桌椅,就用背包當凳子,膝蓋當桌子;沒有筆墨,就用子彈殼自制蘸水筆,刮鍋底灰或用煤灰調成墨水。

“鋼是在烈火里燃燒、高度冷卻中煉成的,因此它很堅固。我們這一代人也是在斗爭中和艱苦考驗中鍛煉出來的,并且學會了在生活中從不灰心喪氣。”老人們用奧斯特洛夫斯基的話,描述抗大經歷對自己的影響。

“漿水那三年,是我們這一生里的一個亮點。”王金革說。

辛良志說自己從抗大搖籃里獲得的知識和品格,受用終身。新中國成立后,他在建設礦山時發揮自己的軍工特長,后來在保定化纖聯合廠任黨委書記時,還讓原本靠貸款發工資的廠子重獲新生。

陳列館人員尋訪到的抗大老學員中,有將軍,有學者,有音樂家,有外交官,更有一大批在國企和國家機關任職的管理干部,成為新中國成立后各條建設戰線的棟梁之材。

難忘同志,難忘犧牲

都說百煉成鋼,抗大學員們磨煉本領、鍛煉意志的“熔爐”不僅在課堂,更在血色彌漫的殘酷戰場。

“抗大在漿水的三年,敵人掃蕩很多。”王金革說,抗大挺進敵后辦學,政治影響越來越大,成為埋在日軍心臟地區的一顆炸彈。侵華日軍頭目岡村寧次揚言:消滅了抗大就是消滅了邊區的一半,寧可犧牲20個日本兵換一個抗大學員,犧牲50個日本兵換一個抗大干部。

發生在1942年的“五一”反掃蕩戰役是抗大學員們在漿水期間經歷的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對敵斗爭,也讓老學員們至今難忘。

 

1942年5月21日,日寇調集1萬余兵力,分四路合擊抗大總校所在的漿水鎮一帶,敵人來勢之猛、兵員之多是空前的。

當時,辛良志被選進由軍事業務過硬的抗大學員組成的祁太游擊大隊,到山西太原、太谷一帶,抓特務、打漢奸、炸火車,阻擊敵人進攻八路軍。

說起這段斗爭,辛良志回憶起大量的細節。

比如,他們根據獲得的情報,采用不同的爆破方法:有時根據火車什么時間拉的什么東西,進行定時爆破;有時根據火車頭的位置,看火車頭是在前面拉著走,還是在后面推著走,根據火車頭的重量壓力進行定壓炸;或者由于要放行經過客車,專炸軍用火車,采取定次炸,第一次不炸,第二次不炸,第三次就炸。

“我們去爆破,敵人也防范。”辛良志清楚記得一位執行任務中犧牲的同志。“有一次,我們晚上去執行任務。在鐵路周圍埋地雷,正好與敵人遭遇了。我們有個同志叫宋文清,敵人打埋伏,問他暗號,他答不上來,一刺刀給刺死了。第二天,我們在地里找到了他的遺體,抬到解放區給埋葬了。”

為避免同敵人主力遭遇,總校各大隊分散行動,利用有利地形與敵人周旋。

準備沖出敵人包圍圈的時候,當時年僅14歲的張書琴在小隊的最前面。他一眼看到山口埋伏的敵人,端起步槍打了三五槍。

由于敵人火力太猛,張書琴所在小隊決定撤退,但為時已晚。敵人已經圍住了山。抗大幾個小隊約三四十人都被圍到了一起。

“山下的敵人抓住我們的人后,排成一排,一個一個地砍頭。”張書琴當時在山上曾親眼看到同志犧牲的情景。

“敵人越來越近了,我和另外兩個同學在一起,想著不能被日本鬼子抓住,于是決定跳下去。我們把槍扔下去,三個人就跳崖了。”三個少年幸運地被山間一棵樹掛住了。他們用綁腿帶結成繩往下墜,藏在半山腰一個窯洞里。窯洞下面是幾十丈深的懸崖,山上的鬼子下不來,山下的鬼子上不去,三人就這樣躲過了日軍。

94歲的老外交官王逸仙,當年也曾與敵人擦身而過。

一次,王逸仙幾個人躲在一個深溝里,抬頭就能看見敵人扛著槍走過去。“當時深溝只有一個出入口,如果鬼子進來了,我們都要完蛋。可我們一點不害怕,還趴在地上,捂著嘴笑。”王逸仙說,一天要趕六七十里的路,也不覺得有多苦。“有時晚上睡覺,找到一塊能躺的大石頭就高興得不得了。”

抗大在兩個多月的轉戰中,徹底粉碎了日寇的“拉網大掃蕩”,6月底勝利返回漿水鎮。

1997年,前南峪人籌建抗大陳列館,以物載志,不忘歷史,銘記英雄。其中的每個故事,至今令人動容:為掩護抗大學員,60多名群眾從大寨山上跳下;為保護戰友,抗大總校文工團程克犧牲了剛分娩的孩子。

戰爭的硝煙,同志的鮮血,構成了那段歲月的殘酷色調。而師長的關愛,同志們的樂觀精神至今為老人們所銘記。

“學過一招,一直到現在也忘不了!”王金革盤腿坐在床上,笑著說。

那是在反掃蕩轉移中,王金革遇到了時任八路軍政治部主任的羅瑞卿。羅瑞卿讓王金革把大地圖改成小地圖,以便轉移。王金革一看,覺得這很容易。可等他畫好了一個小的地形圖,需要往圖上填村莊名字的時候,才發現由于距離、比例沒掌握好,村莊名字填不上了。羅瑞卿發現后,就拿過來自己畫,邊畫邊教王金革,先畫坐標,再填上格。

 

“我沒想到這么大的領導,能那么耐心地教我畫地圖。”王金革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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